程琳后来常想，她这辈子，是不是注定要跟各种声音打交道。起初是家里豫剧团的锣鼓家伙，震得人耳膜嗡嗡响；紧接着是体育馆里山呼海啸的掌声，能把屋顶掀翻；到是一切喧嚣散尽，抱着女儿时，那安稳踏实的心跳声。
三十八岁那年，她做了个决定，从福利院抱回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。这事儿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母亲从洛阳连夜赶到北京，堵在门口，话说得又急又重：“你还没嫁人，自己都管不好自己，弄个孩子回来，外面人戳脊梁骨都能戳死你！赶紧送回去！”
程琳只是把怀里小小的襁褓又裹紧了些，低声但坚定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养得起她。有没有那张纸，是不是亲生的，没那么要紧。”母亲看着她那副豁出去的犟样，跟当年为了个男人不管不顾地跑去广州时一模一样，最后只能长叹一口气，把后面的话都咽了回去。
展开剩余80%那段日子，程琳推了所有演出，把自己关在带花园的房子里，笨手笨脚地学着当一个妈。外界的风言风语她不是不知道，有人说她是一时兴起，拿孩子作秀。她懒得辩解，只是在女儿可儿十个月大，第一次含混不清地喊出“妈妈”时，抱着孩子哭得一塌糊涂。那一刻她觉得，过去所有的鲜花掌声、所有的争议落寞，加起来都不如此刻怀里的分量重。
她好像一直是被推着走的。生在洛阳一个艺术家庭，父亲是豫剧导演，母亲是台柱子，家里迎来送往，满屋子都是咿咿呀呀的唱腔和弦乐。她对这些不感兴趣，倒是对父亲花四块钱给她买的那把二胡上了心。那木头和蛇皮做的玩意儿，成了她童年唯一的“玩具”。她有天赋，六七岁跟着名家学琴，没多久就能上台给大人们伴奏了。她喜欢缩在乐队的角落里，灯光照不到，琴弓一拉，整个世界就安稳了。
可命运偏不让她安稳。十二岁考进海政歌舞团，本是二胡独奏演员的苗子，偏偏因为嗓子亮，被领导抓去改唱歌。她心里一百个不情愿，但还是去了。结果，1980年，首都体育馆那场“新星音乐会”，十三岁的她穿着海魂衫，一首《小螺号》唱完，全场几千人先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爆发出要把屋顶掀翻的掌声。她一夜之间，成了那个年代最红的女孩。
名气推着她，遇到了那个写《龙的传人》的侯德健。他比她大十岁，带着台湾流行音乐的全新理念，像一阵大风，把她吹得晕头转向。他给她制作的《酒干倘卖无》，让她从一个唱甜歌的小姑娘，变成了能嘶吼出生命痛楚的歌者。那首歌，也成了他们之间炽热又注定坎坷的序曲。
为了这份爱，她跟团里闹翻，跟家里决裂，跟着他从北京“私奔”到广州。在租来的小公寓里，有过一段不问世事的日子。但激情终究会被柴米油盐磨掉棱角，两个人巨大的年龄和背景差异，让日子变得磕磕绊绊。八九年，他们分开了，没什么戏剧性的争吵，就像很多故事的结尾，悄无声息。
从万人到孤身一人，巨大的落差让她喘不过气。九十年代初，她选择了逃离，去了国外。在美国，她重新做回学生，还组了个小乐队，开着一辆破车到处巡演。在那些小酒吧和社区舞台，没人知道她曾是最红的歌星。她抱着二胡，拉起悲戚的《江河水》，用不太流利的英文，给台下的异国观众讲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。看着他们发红的眼圈，她好像才第一次真正读懂了自己手里的这把琴。
九五年，她回来了。机场里人来人往，她自己推着行李车，觉得脚下的地都那么踏实。乐坛早已换了人间，她心里清楚，那不再是她的战场。后来她也进了东方歌舞团，偶尔参加些怀旧节目，唱起《小螺号》，声音里少了当年的清亮，多了几分温吞的沧桑。
事业安稳了，感情却始终空着。直到朋友王艳萍无意中提起福利院的孩子，像一颗石子，在她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圈圈涟漪，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她给女儿取名可儿，对外只说是“用心生的女儿”。后来，她为可儿写了首歌，叫《天使》。在舞台上唱起时，她声音微微发颤，台下鸦雀无声。
程琳快六十了，可儿也已亭亭玉立。母女俩依旧相依为命。她总跟人说，是她收养了可儿，但更像是可儿拯救了她。这个小生命的出现，让她那颗在名利场里浮沉已久的心，终于找到了最安稳的归宿。院子里的花开了又谢，日子平淡，却满是踏实的暖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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