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人长期以来固执地认为，明穆宗隆庆皇帝的名字是“朱载垕”，也就是“皇天后土”中的那个“垕”字。然而，这个说法令人费解，仔细考证后会发现，这种观点并不准确。
首先，隆庆皇帝在位的时间仅有六年左右，《明穆宗实录》的篇幅很小，记载内容也十分有限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出现过。不过，在他父亲嘉靖皇帝的《明世宗实录》中，却明确记载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，第四子名载圳。”意思是嘉靖皇帝给自己的第三个儿子，也就是后来即位的隆庆，起名为朱载坖，第四子则叫朱载圳。也就是说，隆庆皇帝的本名应为“朱载坖”，而非“朱载垕”。 在隆庆皇帝继位之前，他是大明的裕王。当时，他在藩邸生活，还请了一位老师陈以勤教授文化知识。这位老师后来官至大学士、礼部右侍郎。在陈以勤的墓志铭中，清楚写道：“乃生而命名，从元从土……君意也。”这句话意味着，隆庆皇帝的名字在出生时就定下来了，“上元下土”，正是“坖”字，而不是“垕”。除了这些正史资料，万历年间的一些野史如《名山藏》《两朝宪章录》《皇明昭陵编年信史》都明确记载隆庆的名字是朱载坖，甚至连朝鲜史料也有类似记载。 那么，“朱载垕”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？这要从万历年间一位叫卢翰的文人谈起。卢翰生卒年不详，只在嘉靖年间考中过举人，未曾担任过官职，是典型的清流文士。他著有《掌中宇宙》一书，但在书中不知何故将“朱载坖”误写成“朱载垕”。本来这只是个人的笔误，但后来的史家如朱国桢、谈迁在撰写《皇明史概》《国榷》时都参考了卢翰的书，于是错误被进一步传播。等到清朝编修《明史》时，又沿袭了这种写法，硬生生地把“坖”改成“垕”，于是，这个错误流传至今。 事实上，名字只是一个代号，寄托了父辈的期望，却未必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。就像叫张美丽的人不一定美若天仙，叫陈长生的反而可能早逝。提到朱载坖，人们常想到一个词：好色。但根据史料，这并非他天性使然，或者说，即便有天性倾向，他在大半生中也一直克制。隆庆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嘉靖时期度过的，他长期扮演谨小慎微的皇子角色。在性格怪癖、疑忌成性的嘉靖面前，任何皇子都必须表现得谦卑谨慎，避免引起猜疑。因此，裕王在藩邸时“姬御甚稀”，堂堂皇子却极少接近女色，甚至连老师徐阶、张居正都信以为真。 然而，一旦父亲驾崩、他登上皇位，压抑多年的本性瞬间释放。他即位三年，就册封妃嫔十三人，后宫女子更是数不胜数。每次选秀女，人数常达三百，而且特别要求年龄在十一至十六岁之间。这种疯狂征召美少女的举动，甚至在江南引发恐慌，百姓害怕女儿被选入宫，只能匆忙嫁人，出现所谓“拉郎配”现象。纵欲过度导致他的健康急剧恶化，至驾崩前一年，朝廷内外都知道隆庆已成“色痨”，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。 从压抑的储君到纵情声色的皇帝，朱载坖的反差令人震惊。但其实，这种变化并非无迹可寻。长期受压制的他就像一根被反复按压的弹簧，一旦失去束缚，便猛烈反弹。然而，尽管他荒于声色，却不能据此断定他昏庸无能。事实恰恰相反，隆庆可能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成效的皇帝之一。 在他短暂的六年在位中，隆庆解决了明王朝的两大难题——东南倭患和西北虏患。倭寇问题根源在于严苛的海禁政策，使沿海百姓生计受限，部分人铤而走险，成为海盗，与倭寇勾结。北虏问题则是由于断绝互市，迫使蒙古部族以掠夺方式获取物资。隆庆上台后采取开明政策，实行“隆庆开关”，解除海禁，允许百姓出海经商，并签订“隆庆和议”，重开边贸，兵不血刃地化解边患。 这些政策看似简单，却是嘉靖无法做到的，因为嘉靖性格狐疑，长期怠政，不仅不肯亲自处理政务，还压制大臣作为。而隆庆则采取“放权”策略，将政务交给徐阶、张居正、高拱等贤臣，全力支持改革；军务则交由谭纶、戚继光等名将，保证边防稳固。这种“皇帝享乐，臣僚拼搏”的模式，使帝国在短时间内恢复生机，并为万历时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，万历四十八年，而隆庆仅六年，却成为一位影响深远的明君，远胜其父与其子。这样的历史结局，令人感慨万分。 发布于：天津市七星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